在这种语境下，准科学的判决制作方法不仅适用于证据产生之中，它们还被运用于获得广泛认可的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证构建方法之中。
县、市两级政府的主管人员可以利用这种无条件和无限期的审批，让申请人请客送礼，本应获得许可但请客送礼不甚周到的先申请人可能得不到许可证，后申请但请客送礼周到的申请人反而获得了许可证。 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人大代表和北京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18]所谓人治手段，是指执政者根据其个人意志和偏好，运用其权、势、术处理经济、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争议，维持其执政秩序的措施、方式、方法。监督和问责是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为此，必须进一步强化政务公开，保障人民群众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权利的落实。[2]该《意见》第二节第3项规定，高度重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又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收费、行政确认、行政裁决等均是法律手段，前三者有法定程序规范，行政执法机关必须遵守《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规定的程序。如在行为过程中发现违反，应及时主动纠偏。
以上我们明确了法治的基本涵义。例如，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争议，既可以运用诉讼、复议、仲裁等法律手段解决，也可以运用调解、协调、信访、领导批示、办公会议研究和发布会议纪要等非法律手段或法律性较低的手段解决。这一模式使生产的整个过程理性化，进而被用于法学、教育和城市规划。
四全球信息化秩序的法律时间革命 在全球信息化秩序下，法律主体与法律客体，法律行动者与权利对象全都进入一个时间性的内在流动平面，这不是简单的信息资本化过程，因为资本也只是信息沟通全面内在化的一个环节。工业时代法律必须介入到特定的生产与生活空间，法律主体具有地域化的身份认同，而在非线性法律秩序下，法律主体的特殊地位正让位给特定的社会系统。(48)现代时间结构的特性包括：过去/未来图式、世界时间的制式化、加速、同时性向不同时者扩张等。(46)［英］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第201页。
其二，这一合同既是初级性规则，也是次级性规则，其效力自赋的悖论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区分(如位阶、规则/元规则的区分)予以掩盖。当代法律的正当性话语也不再仅仅涉及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对抗与合作的条件，不再专注于理性选择、群体共识与程序主义话语，正义正在变为法律系统的偶连性公式。
⑨信息的本质已经超出正确/错误、论说/非论说的维度，必须提供新东西，这已成为信息资本再生产的内在要求。2004年，索尼为了在DVD销售中获利，斥资50亿美元收购米高梅，从而拥有8000部电影的著作权。(40)当代法律不只要处理外部的风险问题，其自身也变成一个具有内在风险的系统。伴随传统空间范畴的终结，法律系统正以反身性(reflexivity)的形式运作，这对应于整个现代科技体系的控制论转向。
(39)参见［德］鲁曼：《社会中的法》，第617－621页。其次，近代法律/主权建立在表达性文化及其二元论张力外爆的基础之上，而在全球信息化秩序下，法律逐渐内爆为同一性的内向化平面。(51)在吉登斯看来，统一时间是控制空间的基础，时空分离是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当代法律系统的运作不再指向某种线性发展，它不再依循积累性的启蒙性时间，也不再依循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同质化时间，而是涉及信息记忆与遗忘的系统性时间。
(34)在鲁曼看来，宪法不只是一种高级法律规范，而且还是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结构耦合机制。⑥拉什对此做出准确概括：强化流动的无中介化却导致了一套再中介化，去地域化导致了一套再地域化，着根的旧式中介被不着根的新式中介所取代。
在全球法领域，层级金字塔结构与跨国组织的封闭性结构都不再有效，发挥作用的是彼此缠绕的法律网络化逻辑。(33)中心和边缘并无等级高低，边缘是其他功能系统与法律系统的接触地带，而在全球法领域，边缘是其他全球性系统与法律系统的接触地带。
参见［美］丹·席勒：《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第204、265页。(一)后风险社会与作为风险系统的法律系统 首先，建立在牛顿古典时间概念之上的近代法律，已经被充满风险意识的信息化时间所取代。⑧［英］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第212页。笔者兹以互联网数字宪法、全球商人合同法、艾滋病药物专利权与超国家宪法四个领域为例，对此做进一步描述。福特资本主义是规模经济，涉及物质与主体的大量聚集，传统民商法规范的是对于土地、资本与劳动力的争夺，法律的着眼点在于当下，其财产权具有高度稳定性。(16)广告、商标与品牌是三位一体的信息运作形式，其目的是保持能见度、带动注意力、增加市场占有率等，从中制造同一个东西绝不是同一个东西，而是另一个新的东西的幻觉，高度的标准化与同样高度的表面分化结合到一起。
(12) 其四，著作权、专利、商标与外观设计规则的重塑，正使全球信息化秩序的权力与垄断以另外的形式得以延伸。在这种网络化逻辑下，法律效力既不基于先例的拘束力，也不基于纯粹的说服力，而是基于所谓的默示遵从：接受先前的判决，同时又保留持续变更的可能性。
传统债权关注交换价值的维度，依赖于未来和允诺的实现。它通过可预测的未来殖民化——如未来市场——将贝克尔的风险社会的部分风险稳定化。
当代全球法的自我创生不再通过《联合国宪章》那样的世界宪法，也不再通过《维也纳公约》有关强行法和任意法的位阶划分来实现。线性的法律意义被化约压平到法律沟通的一元论之中，法律变成了二阶观察的反身性内视系统，进入到镜状反射的沟通循环关系之中，法律的观察与运作之间不再有任何先验距离。
(14)知识产权垄断成为现代文化生产与传播的基础。时钟的发明则为民族国家法律提供了基本的计量标准。(48)当代法律不再利用层级明确、范围确定、效力一致的法律规则/原则实现社会控制，而是借助脱离实体物质的一般化媒介及其二元符码展开近似生物化的自反性过程。(31)［德］托依布纳：《魔阵·剥削·异化：托依布纳法律社会学文集》，第170页。
通过私人性立法(各种经济与职业协会、国际组织网络制定的规则)以及国际仲裁机构的设立，在全球合同法内部形成了官方法与非官方法的再分化，而这一切又都是经由合同自身来完成的。这种转瞬即逝性构成信息时代差异的创新，使其区别于传统时代需要的体系以及现代时期趣味的追逐。
参见［英］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第298－299页。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基于经济合理性的标准合同就与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卫生系统的健康原则以及世界人权法领域的道德原则以及全球环保领域的绿色原则产生了冲突。
(47)吉登斯认为当代社会学的最高目标不是解决秩序问题，而要把对秩序的探讨转变为时间—空间伸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问题，即在什么条件下，时间与空间被组织起来，并连接在场的和缺场的。具有吊诡意味的是，恰恰因为法律系统的运作封闭性，才使这种结构耦合的动员、网络的联盟得以实现。
传统的左翼与右翼法律批判，都建立在普遍/特殊、规范/事实这样的二元论叙事基础之上，但这种元叙事伴随信息的压缩化实际正被瓦解。拒绝抽象的商品形式，拒绝消费者资本主义。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以降，民族国家制造业社会向全球信息化秩序转型。全球系统之间的诸神之争，既不是规范性的冲突，也不是政策性的冲突，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系统建制化的合理性冲突。
参见鲁曼：《大众媒体的实在》，第55－57页。而当代的权利斗争则必须面对平面化的沟通之流，必须面对信息沟通与循环的普遍统治展开。
互联网的自我立法，一方面利用互联网自己的电子约束手段，另一方面，这种电子手段又受到基础法律规范的约束。当代知识产权则关注信息价值的维度，依赖于实时和代码的运作。
参见［美］吴修铭：《总开关：信息帝国的兴衰变迁》，第318页。(36)而组织之间的内在冲突，主要也不再是政策与利益的平衡和调适问题，更重要的是原则层面的冲突，是不同合理性之间的冲突。
